文艺批评 | 韩琛：革命辩证法——鲁迅、竹内好与近代的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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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平静地转向了新的近代化，并在此进程中形成了对于西洋近代性的质疑、挑战和反动。竹内好认为东亚世界追求主体性的近代的过程中生发了各种“反近代的近代性”思想，隐含着难以逾越的自反性矛盾，从而导致东亚各国的反帝、反殖民革命在实现民族解放的同时，也造成以反西方为籍口的次帝国主义政治的发生。竹内好从鲁迅出发，将鲁迅作为自己想象东洋近代的重要切入点，来思考日本/人在“大东亚战争”中的主体性困惑，并试图揭示与解决“近代的超克”。本文作者韩琛通过分析竹内好从战时创作《鲁迅》到战后以中国为方法批判日本的近代，从重估“近代的超克”思想到提出“作为方法的亚洲”命题的研究历程，指出竹内好总是试图通过超克西方近代的永远革命想象来形塑主体性的东洋的近代，并强调竹内好的鲁迅研究虽然创造性地再生产了鲁迅及其文学，但是其永远革命的超克话语中，其实一直游荡着反革命的幽灵。

本文原刊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文章发表时有删改，“文艺批评”今日推送为全文原稿。感谢作者韩琛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韩琛

革命辩证法

——鲁迅、竹内好与近代的超克

1945年，“二战”结束之际，竹内好曾经想象日本四分五裂，陷入剧烈的革命运动之中，一个崭新的日本将在全民革命中诞生。[1](P.228-229)不过，战败的日本并没有发生革命，而是极其平静地接受了战败的命运，随即毫无抗拒地转向新的近代化进程。在此期间，几乎没有任何挣扎、抵抗、革命的迹象，这未免让向往浪漫主义革命的竹内好倍感失望。他于1948年完成的《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一文，即是这种失望的产物。实际上，在战时著作《鲁迅》中，被竹内好推崇倍至的无限否定至“无”的抵抗立场，以及“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的浪漫想象，即是一种永远革命的“近代的超克”思想的反映，并被竹内好塑造为东洋近代的本质。从早年批判日本“汉学”的反现实性到战时拥护“大东亚战争”、塑造出一个东洋近代典范——鲁迅，从战后以中国革命为媒介批判日本的近代化，到重估作为“大东亚战争”之意识形态翼赞的“近代的超克”思想，并最终提出的“作为方法的亚洲”的命题，竹内好一直未曾变化的是：他总是试图通过超克西方近代的永远革命想象来形塑主体性的东洋的近代。（本段注释见文末）

一 永远革命与竹内好的鲁迅论

一般所谓政治正确的立场，并不能定义竹内好的思想和行为，他始终将自己置于历史张力之中，并通过具体历史行为建立主体、重构世界。[2](P.4-5)在战时文论《<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中，他认为真正的历史创造，“必须要有徒手握住火焰的行为”[1](P.179)。他自己的确以这种抵抗绝望的姿态，成就了自身作为态度和行为的“文学者形象”，并使自己处于一种永远抵抗、革命的思想紧张中。在竹内好的鲁迅论中，他通过不断反复“回心、挣扎、永远革命”等话语，建构起一个以机能性的“无”为核心的“文学者鲁迅”。

竹内好

以此为出发点，鲁迅被竹内好认为是建设了近代文学的人，这个近代文学指的是东洋的近代的文学。在战时著作《鲁迅》中，“鲁迅”等同于“大东亚文化”，而在战后，“鲁迅”则与东洋的近代同构，这个东洋的近代既排除又包含了日本的近代。在竹内好的论述中，相对于中国的近代，日本的近代虽然被策略性地贬低，但这恰好正是日本“在而不属于”亚洲的曲折表达。鲁迅一直是竹内好想象东洋近代的重要资源，原因在于“鲁迅的出现具有改写历史的意义”，其使近代意识的东洋化成为一种自觉。也就是说，鲁迅通过抵抗，在东洋的基础上将自己近代化了，这个近代不是欧洲的近代，而是主体性的东洋的近代。意即，鲁迅的抵抗中隐含着东洋近代化的普遍主义逻辑：“通过抵抗，东洋实现了自我的近代化。抵抗的历史便是近代化的历史，不经过抵抗的近代化道路是不存在。”[1](P.185)以“抵抗的鲁迅”为方法，竹内好形成关于东洋的近代的基本认识：

鲁迅以身相拼隐忍着我所感到的恐惧。更准确的说，从鲁迅的抵抗中，我得到了理解自己那种心情的线索。从此，我开始了对抵抗的思考。如果有人问我抵抗是什么，我只能回答说，就是鲁迅那里所有的那种东西。并且，那种东西在日本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有也很少的。从这个时刻开始，我形成了对日本的近代与中国的近代的比较性思考。[1](P.196)

子安宣邦在其“竹内好批判”中指出，竹内好“在鲁迅那里追究的是，在那时的中国即孙文的国民革命发生发展而挫折、分裂，而陷入混乱的时候，鲁迅何以成为文学者。正是中国的那个时刻为什么会是文学呢？”[3]关于这个问题，竹内好的回答是：成为文学者就是要“以文学者的态度永远革命”，这就是他所谓“文学者鲁迅永远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的核心意义所在。对于竹内好来说，以文学者的态度进行的革命和抵抗，才是真正的革命和抵抗，其发生于个体的内在生命中，就是永恒“回心”，发生在外在的现实世界中，就是“永远革命”。

鲁迅

孙文

于是，鲁迅和孙文被竹内好塑造为“永远革命”的典范。鲁迅的“非政治的政治”的文学的自觉，令他不断强化着自己作为真正的文学者的态度。在竹内好的想象中，“这是在黑暗里决定了他回心的自我形成作用的反复，就像一根贯穿在他一生当中，使他在不停顿地每次蜕皮之后都会回归过来的基轴”。孙文则是现实政治中的“永远革命者”，并与鲁迅交相辉映于现代中国历史中。而且在竹内好看来，只有鲁迅看到了孙文之“永远革命者”的本色——“鲁迅在孙文身上看到了永远的革命者，而又在永远的革命者那里看到了自己。”二者皆是具有“文学者态度”的“永远革命者”[1](P.114-135)

鲁迅在“不断回心”中生成了作为真正文学者的自己，孙文在“永远革命”中生成了作为永远革命者的自己。竹内好经由解读鲁迅，回应了日本/人在“大东亚战争”中的主体性困惑——如何在近代历史紧张的瞬间成为主体性的自我。“回心”的鲁迅也罢、“永远革命”的孙文也好，竹内好都是试图通过塑造一些中国形象，构建东洋的身份自觉和文化认同。这种身份自觉不是通过东洋内在因素的静态抽象完成的，而是以建构某种机能性的动态行为完成的，这种“东洋的近代”体现在中国，就是鲁迅、孙文和中国革命，体现在日本，就是西乡隆盛和“大东亚战争”。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竹内好何以如此陶醉于“太平洋战争”的发生，并认为世界历史从这一天才真正开始。因为就在“1941年12月8日”这一天，日本真正开始了对西洋的近代的抵抗，日本自我否定了追求西方近代的自己，呈现出一种回心自我的“永远革命”态度，抵抗使日本最终完成主体性的“东洋的近代”的自觉。[1](P.167)

战时，处于颂扬“大东亚战争”的亢奋之中竹内好，并不能切实地沉淀并梳理“东洋的近代”的基本内涵。与他所想象的“鲁迅”一样，作为非先觉者的竹内好，是在战后书写的诸多批判日本近代主义的文章中，如《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近代的超克》、《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等，逐步完成了东洋主体的“近代的超克”思想。

二 背反结构的“近代的超克”

竹内好认为，“近代的超克”反映了近代日本之难以克服的二重性矛盾:在追求近代化过程中的反近代思想的兴起。意即日本的近代化过程生产出了反近代主义的思想，并形成了对于西洋近代性的质疑、挑战和反动，一种“反近代的近代性”的自我悖反意识由此发生，完全对立的近代与反近代，构成这个二重性矛盾构造的两极。竹内好便是一个背负了这种“反近代的近代性”的悖反性意识的典型“昭和知识人”——他们处身于昭和时代的日本，近代和“近代的超克”思想之间的对立、纠结，是他们不得不承担的思想宿命。

《近代的超克》

作者: [日] 竹内好 著 / 孙歌 编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原作名: 近代の超克
译者: 李冬木 / 赵京华 / 孙歌
出版年: 2016-10-1
页数: 434

子安宣邦“将此‘昭和日本’称之为‘昭和近代’，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确是那种追求思想超越，‘超克’被宣扬甚至成为讨论主题的‘近代’所统治的时代”。[4]“昭和近代”的悖反性随着“侵华战争”的爆发而不断膨胀，最终不得不以“大东亚战争”的总体战形式予以根本性的解决。于是，“大东亚战争”在竹内好那里，就被赋予了政治总体战和思想总体战的双重性格，并为他在战后从“大东亚战争”中分离出反帝国主义的内容，从“近代的超克”中分离出反近代思想，埋下了伏笔。在战后的《近代的超克》一文中，竹内好分析了“大东亚战争”的二重性（侵略亚洲的大东亚战争与反帝的太平洋战争），并与日本近代性的二重性悖论（近代与“近代的超克”）相结合，揭示了“近代的超克”所集中代表的“日本近代史的难题”：

“近代的超克”是所谓日本近代史中难以逾越之难关的凝缩。复古与维新，尊王与攘夷，锁国与开国，国粹与文明开化，东洋与西洋，这些在传统的基本轴线中所包含的对抗关系，到了总体战争的阶段，面对解释永久战争的理念这个思想课题的逼迫，而一举爆发出来的，便是“近代的超克”这个讨论。[1](P.354-355)

作为“昭和知识人”的竹内好的一生，几乎完全是在与这个“日本近代史的难题”的无休止的缠斗中度过的，他甚至一度兴奋于“大东亚战争”对这个悖论的终极解决。然而，即使在“大东亚战争之”中，这个“日本近代化的难题”也不曾得到真正解决。如果说战时著作《鲁迅》，仅仅是竹内好从一己的精神体验出发，通过想象鲁迅来建构抵抗的东洋近代像，尚处于一种发明“东洋的近代”的亢奋之中，并不能清晰地理解并勾画出这个“日本近代的难题”。那么战后的竹内好，则较为明确地将这种“东洋的近代”的二重性悖论抽象出来。竹内好对比日本的近代与中国的近代，表面上是评判中日不同近代化路径的优劣，实际上是将亚洲内部纠结于近代/反近代之矛盾的结构性悖论凸现出来。日本和中国被竹内好分别安排于近代与反近代的两极，其实是在超越日本的亚洲视野内再生产了“近代的超克”问题。

《何谓“现代的超克”》

作者: [日] 子安宣邦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译者: 董炳月
出版年: 2018-6-1
页数: 256

竹内好甚至别具手眼地认为，亚洲各国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反动”——复古、复辟、国粹主义等反近代化运动，居然成为近代、进步、革命能否“东洋化/本土化”的关键。“反动”作为一种“革命的反革命”的抵抗行为，被赋予促成东洋的近代能否成为主体性的近代的巨大动能：革命越宏大、反动（反革命）亦巨大，反动（反革命）越剧烈，东洋构成“自主的近代”的程度就越深入，就越能形成主体的自觉。[1](P.245-266)至于战后完成的《近代的超克》一文，则直接从“大东亚战争”及其意识形态中汲取资源，以形塑东洋“反近代的近代”的潜在思想脉络。竹内好一直试图通过重估“大东亚战争”的思想“反动”，来建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近代的超克”思想。

子安宣邦

 “近代的超克”构成了竹内好之问题意识的核心内容，这个“反近代的近代”思想虽然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但是其近代批判的思想辩证显然也切中近代化历史的整体性悖论，譬如近代化历史中的殖民主义、发展主义等霸权话语造成的新压迫等等。作为一种抵抗性话语的“近代的超克”思想，实际上涉及到人的革命、民族认同、亚洲主义等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则是亚洲近代化进程中的各个国家，都不得不面对并解决的问题。

三 抵抗近代与人的革命

如何克服追求近代化过程中的认同危机，是近代东亚知识人必须解决的历史课题。在《呐喊自序》一文中，鲁迅描述了自己“寻异路”的历程，他通过不断地自我诘问与否定，最终自我成就为一个文学者。鲁迅的抗拒与抉择一方面显示了近代作为一个崭新历史进程的永恒自我否定的本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这持续自否过程中的个人主体的生成。遭遇西方文明、被迫接受近代化宿命的东亚知识人，由此构成关于近代主体认同的许多疑问：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近代人，如何在近代历史中表述自己，个体与这个近代化进程的相互关系如何，主体最终生成于对近代的抵抗还是臣服？

《呐喊》     鲁迅 著

欧洲近代启蒙主体大致是一种理性的、自律性的绝对主体。主体是在跟另一个主体、亦是他者搏斗的过程中生成并获得承认的，并进一步将自己客观化、绝对化。这个个人主体的内涵是与启蒙、科学、进步、近代、资本主义等话语联系在一起，其对内的自洽性与对外的扩张性是二位一体的。对内，其自我论述为一个具有绝对理性的个体；对外，则不断制造、认识并掌握他者，从而在主体、客体的区隔中进行自我确证。西方近代主体的发明与其拓殖的资本主义精神密切关联，并形成了一个主/奴、人类/自然、殖民者/被殖民者的二元世界结构，在与他者、自然、东方碰撞的过程中，西方/人通过物质、文化的征服，成为奴隶、自然、东方的“主人/主体”。

无论是在战争期间的《鲁迅》，还是在战后的《何谓近代》等文章中，竹内好都试图克服这种西方近代主义的绝对理性主体想象，期待生成一种反近代的相对化的东洋“行动主体”或者“过程主体”，即那个“拒绝成为自己，又拒绝成为自己之外的一切”的“鲁迅”。为此，竹内好创造性地发挥了鲁迅的政治寓言《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塑造了一个另类的亚洲“主体”镜像——“拒绝成为主人，也拒绝成为奴才”的“鲁迅”，以区别于日本顺应“西方近代主体意识”，进而生成的“非亚洲”的“主人/主体”

在这个寓言中，最为重要的是“奴隶”在绝望中的反抗。抵抗开始是针对主人的，最终却是对于“可能成为主人”的自己的反抗，以及对于“无路可走”的绝望的“反抗”——无路可走却依然行走。这是理解竹内好之“回心至无”、“自我否定”和“他变了，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变”的“鲁迅像”的关键所在。以“鲁迅”的主体想象为轴线，竹内好建立一个“永远革命/反革命”的近代“亚洲新人”谱系——西乡隆盛、孙文、毛泽东、鲁迅。“永远革命”的孙文作为一个“行动主体”，在《鲁迅》中获得极力推崇。

当然，更为特别的是竹内好对西乡隆盛、袁世凯、张勋等“反动者”或“反革命者”的话语再生产。西乡隆盛以绝望之姿态，发动了对于“明治维新”的注定失败的“反动”，却正因为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反近代主义的“尊王攘夷”，一个在抵抗中以自我否定为基体的本土化近代主体诞生了，“对近代的反动”反而使西乡隆盛成为日本近代的象征。至于对袁世凯、张勋的“反动复古”运动的革命意义的分析，其实也遵循了同样的逻辑——东洋的近代必须是“反近代的近代”，没有对于近代、进步、发展等西洋模式的反动，东洋的近代就算不上真正的近代。

在竹内好的“永远革命”的抵抗视野中，孙文、鲁迅、毛泽东因其近代革命而成为东洋近代“新人”的典范，西乡隆盛、袁世凯、张勋却是因为对革命的反动，而成为“以复古为革命”的另类东洋近代“新人”。抵抗近代构成了东洋世界的革命者与反革命者的共同主题，他们似乎必须通过不断地“否定之否定”的革命，来成就自己无与伦比的近代性。正是基于一种抵抗、自否的思想逻辑，竹内好因此特别推崇社会主义中国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通过解读一些官方释放的信息，他得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自主性”改造的结论，即是一个自我否定与改造的主体性行为。这个自我改造的中国知识分子主体形象，其实就是竹内好“鲁迅像”的社会主义变体。

西乡隆盛

制造“新人”的人的革命，是东方“超克”西方近代的基础，没有“人”之“反近代的近代性”的革命、抵抗和重生，亚洲就无从“超克”西方近代，从而形成主体性的近代。在竹内好看来，鲁迅、孙文、西乡隆盛等这样的“东洋新人”的诞生，乃是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以东洋的“停滞”、也就是“反动”为基础，以抵抗、革命为媒介带来的主体性重生。

四 近代的超克与民族主义

在战时完成的《〈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一文中，竹内好呼吁日本文化“必须成为无，才能成为一切。回归于无，就是在自己的内部描绘世界” [1](P.176)。所谓日本文化“必须成为无”，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日本文化，而是要将日本文化看作一个可以认识一切、吸纳一切、抵抗一切的“绝对主体”。就像近代西洋文化通过与东洋文化碰撞、交锋、征服，不断地将对方知识化、对象化和客体化，并最终成就自己的世界史叙事和主体性认同一样。

战时，竹内好之所以极力拥护“大东亚战争”，就是因为日本通过发动“大东亚战争”，终于从一个“脱亚入欧”的近代历史逻辑中脱离出来，成就了自己的主体性的“反近代的近代”。竹内好在反近代的意义上确认了“大东亚战争”的合法性，这不但使日本获得了主体性的自我确证，亦令自身摆脱了对“侵华战争”困惑。对于日本来说，“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既构成其近代化进程的两部曲，也是近代化危机不断尖锐化的体现。日本近代国族主体的建构极端吊诡，经历了“去中国化”和“去西方化”两个阶段，前者是一个近代化的阶段，后者则意味着“近代的超克”，二者之间存在难以消除的彼此抵牾、瓦解的冲突，于是只能以战争作为矛盾解决的最终手段。

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即便是战时的竹内好，也强烈反对那种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他钟情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经过抵抗、革命而形成的民族主体。因此，他在日本终战之时即憧憬全国革命，以构成一个人民大众主体的“共和制国家”。[1](P.226)竹内好在战后重估日本浪漫派的意义，重新提出近代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问题，甚至否定民族主义是近代化的产物，反而认为“近代主义在日本文学中具有统治性倾向，这是我的判断。所谓近代主义，换句话说，就是不将民族纳入自己的思路中，或者说将其排除在外。” [5](P.437)于是，“近代主义乃是与民族主义对立的某种之物，民族主义即反-近代主义的某种之物”。[4]民族主义在近代日本受压制并极端化，正是大东亚战争发生的原因所在。竹内好重估日本浪漫派就是试图从反革命中抽出革命因素,从“从上而下”的以帝国主义为归宿的国家民族主义中，抽取出“从下而上”的国民主体的朴素民族主义。竹内好曾经特别区分名义主权与实质主权的分别，说明实质的国家主权其实是一种“人权”：“名义上是主权国家，但对于无以行使主权的民众来说，名义上的主权有与占领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1](P.276)

竹内好认为，亚洲的民族主义其实是一种相对于欧洲的制度与文化，具有自在性和本真性的生活态度，其作为对于近代主义的反动或者抵抗，“恐怕也是可以置换为‘进步’的吧”。[1](P.265)竹内好在西乡隆盛的“勤王攘夷”的“失败”中，以及在“大东亚战争”的“失败”中，看到了这种超克近代的本土化的朴素民族主义的魅影。由于这种反近代的朴素民族主义在近代日本是作为潜流存在，所以他以中国的这个更为“反动”的“亚洲他者”，作为想象日本民族主体性的亚洲民族主义媒介。在竹内好看来，“近代化方面一片空白，本应是落后的中国反而将其空白转化为动力，自我更生地实现了世界史上史无前例的全新的第三种‘王道’式的近代”[5](P.265)。通过“回心”与“转向”两个概念的设定与诠释，竹内好区分了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一方面批判了日本脱亚式近代的施虐与嗜虐性本质，另一方面则从中国的反近代的“反动/革命”中，钩沉出亚洲民族主义的本源性结构。当然，这种“反动/革命”的本源性结构，其实也存在于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

为了强调这种亚洲抵抗精神的普遍性，竹内好尤为特别地对东条英机进行了二元化分解，他认为为抓住所有抵抗的契机，即便是东条英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似是而非的抵抗意识，也必须加以利用而不是否定它。[1](P.219)这真是一种“革命的反革命”的吊诡逻辑，从“无”中以身相拼的“鲁迅”、在“后进”中不停“抵抗”的“中国”，居然最后在同一篇文章中，与具有似是而非的抵抗意识的东条英机和大日本帝国联结起来，而将这一切联结在一起的，就是作为抵抗思想的“近代的超克”。实际上，竹内好是通过对中国反帝、反殖民的近代化过程的民族主义革命思想的重构，反向重估了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反近代的朴素民族主义。

子安宣邦总结了竹内好的民族主义与作为“昭和意识形态”的“近代的超克”之间的关联性，他认为竹内好的（亚洲）民族主义是作为近代的对立项发生的。只要日本的近代是被作为外来之物、被指为外部性、他律性而进行批判性的谈论，作为其反动的“民族”就会被指向作为内在的、自律的本真之物而建构，民族主义既是这个本真自我的具体表征。[4]

五 作为原理的亚洲

与中国的亚洲想象相对匮乏不同，日本与亚洲的连带感，始终是一种不能抛却的“原理”。中国面对西方的主体视野中几乎没有亚洲，但是日本却必须以亚洲作为媒介。无论是“脱亚入欧”的近代化，还是“兴亚反欧”的反近代，日本都不能脱离亚洲、独自面对西方。竹内好的亚洲主义概念来自大川周明：“所谓亚细亚主义，乃是将‘日本的国家统一与支那革新，以两者的密切结合来达到亚细亚的复兴’，视为维新精神继承者之宿命课题的日本人之政治、思想立场。”[6]以建构“大东亚共荣圈”为名义进行的“大东亚战争”，不过是日本的亚洲主义思想趋于空洞化、帝国主义化的极端状况。

战时，竹内好曾认为“大东亚战争”在根本上解决了日本的亚洲殖民与亚洲连带之间的矛盾，中国和亚洲作为反（西方）近代的牺牲是可以忍受的。战后，竹内好在《近代的超克》中重估了“大东亚战争”，但基本逻辑与战时思维并无区别，他首先区分了战争的二重性，“大东亚战争即是对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同时也是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这两个方面事实上是一体化的，但在逻辑上必须加以区分。”[1](P.232)对“大东亚战争”的策略性区分，目的是分离出一个反近代的抵抗的亚洲主义脉络，日本以亚洲解放为籍口发动对西方的帝国主义战争。实际上，亚洲主义与近代日本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扩张主义不能分离，抑或说，正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扩张主义孕育了亚洲主义，其既是对帝国扩张的反映，也是抵抗帝国的表征。

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战争并不能使日本的亚洲殖民战争获得解脱，即使在今天，日本也不曾彻底了结对于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战争责任。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于亚洲殖民战争的消解，战后形成的冷战秩序对于日本殖民亚洲历史的遮蔽，应是两个重要的外在原因。内在原因则在于，日本近代化过程中近代/反近代、兴亚/脱亚彼此纠结造成的“在而不属于亚洲”的身份认同，复杂化同时也淡化了日本对于战争的反思。当竹内好把日本帝国主义视为亚洲主义的特殊表征时，也就彻底解构了亚洲主义内在的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竹内好的亚洲主义的双重结构由此显露，一方面是针对亚洲内部的连带/殖民，另一方面则是针对亚洲外部的抵抗/解放。对内其实行的是外部的逻辑——近代化，对外其实行的是内部的逻辑——反近代。对内的逻辑就是日本的“转向”的近代化，对外的逻辑就是日本的“回心”的近代化。“回心”的日本近代化在战后被竹内好以“中国的近代”为媒介表述出来，而实际上它是日本昭和历史的一个另类面向——“近代的超克”的曲折表达。

竹内好在其鲁迅论中阐释了来自“太平洋战争”的发起日——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的震惊性启示，即东洋的抵抗的终极爆发，并把这种诠释自鲁迅的抵抗意象，作为亚洲的一般性近代意识给予普遍化。在战时，“鲁迅”就是这个“亚洲抵抗意象”的文学性化身；战后，这个“亚洲抵抗意象”的移情物则是“革命中国”。子安宣邦认为：“亚细亚主义是相对于规定了日本近代史的中心轴，由竹内好所引道出的对抗轴。”[6]这条反近代的对抗轴并非如中心轴——近代化那样，是绝对实体性的，而是非实体化的作为“方法”的思想性概念，此即“作为（不断抵抗的主体）方法的亚洲”、以及“作为（永远革命的主体）方法的鲁迅”的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

《作为方法的中国》

作者: [日] 沟口雄三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原作名: 方法としての中国
译者: 孙军悦
出版年: 2011-2
页数: 305

诚如竹内好所言，“近代的超克”凝缩了日本近代的悖论性主题，所有矛盾对立项——复古与维新、尊王与攘夷、锁国与开国、国粹主义与文明开化、东洋与西洋，以及竹内好论及的亚洲主义/欧洲主义、中国近代/日本近代、回心/转向、进步/反动、无/有等等，其实皆围绕着近代化的中心轴与反近代的对抗轴构成的矢量轴心旋转，并呈现出一个“反近代的近代”的自反性构造，“大东亚战争”的爆发则是这个逻辑的极端化。其实，“近代的超克”是所有东方国家的集体症候，“不断抵抗、永远革命”几乎也是东方对于其近代化宿命的集体反应。反近代的民族革命和解放运动，固然具有反帝、反殖民的积极面向，但也造成了国家主义、极权主义的发生。“永远革命”非但没有带来主体性的近代化原理及其实践的成功，反而不断再生产出各种以反西方、反近代为籍口的盗版“次帝国主义”。

就东亚范围来说，成功近代化的日本在民族主义情绪的驱动下，迅速走向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未能成功近代化的中国，同样在民族主义、乌托邦主义的指引下，实践了一条另类近代性道路。这两条皆以民族主义为旨归的“反近代的近代”道路，都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后果，并让东亚的20世纪变得跌宕又漫长，成为一个至今未能终结的“漫长的20世纪”。[7]基于各种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之上“反动”、“抵抗”、“永远革命”，是否就能实现“近代的超克”的所谓亚洲原理，至少到目前为止并不乐观。

结语 

永远革命到底有多远？“根据黑格尔及其所有追随者，历史运动既是辩证的，又受制于必然性：从7月14日到雾月18日和君主制复辟，从革命和反革命中分娩出辩证的历史运动和反动，它像一股巨大的潜流，以不可抗拒之势向人们涌来。正当他们试图在地球上建立自由之际，却不得不缴械投降。” [8](P.42)同样的，虽然鲁迅的确称许过孙文的永远革命精神，但他同样也揶揄过“革命拜物教”造成的自反性的循环式灾难，革命总是与其内在的幽灵——复辟如影随形，二位一体：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者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9](P.556)

在革命的循环中，鲁迅看到了其难以克服的吊诡——那就是不断地“杀”和“被杀”。永远革命因此被祛除了浪漫主义的乌托邦魅惑，被道明了虚无主义、反人道主义的本质，如果它有本质的话。当竹内好声明鲁迅具有“文学的自觉”，天赋永远革命精神，是一个真正文学者的时候，鲁迅便被赋予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性与革命性。以之联系“革命中国”对于鲁迅及其文学的绝对化、浪漫化和乌托邦化的政治性塑造，其或者正反映了所谓永远革命的“近代的超克”话语中，其实一直游荡着的反革命的幽灵。

本文原刊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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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的“东洋”概念其实是一个相对于西洋、西方、欧洲的名词，泛指与整个西洋相对应的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在内的东亚世界。在竹内好的论述中，“东洋”这个概念更接近于“亚洲”，并在其“作为方法的亚洲”的论述中得到最终体现。“东洋的近代”其实就是“亚洲的近代”。另外关于本文的“近代”这个概念需要说明的是：与中国现代历史叙事不同，日本并不区分“近代”与“现代”。中国的历史书写之所以区别近代与现代，乃是因为其以五四为起点的自主性的追求现代性的“现代”历史，乃是在抵抗、隔离被侵略的屈辱的“近代”历史中确立起来的，“近代”这一概念隐含着屈辱、黑暗、被动的被殖民因素，而“现代”这一概念则与尊严、光明、主动的自主现代化相关。而在日本，一般是把“近代”作为人类解放、光明、启蒙、肯定的意义加以接受的，而且认为“近代”与“现代”是连续的，其与日本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的“先进”地位是联系在一起的，日本的“近代史”其实就是一个未曾中断的连续性的“现代史”。为尊重竹内好对于“近代”这个概念的普遍运用，本论所使用 “近代”、“近代化”、“近代主义”这个概念，实际上是略略等同于“现代”、“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参见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等译，北京：三联书店，第181页，2005年。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11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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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M].孙歌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2]孙歌.竹内好的悖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日]子安宣邦.竹内好问题试论——“文学”之根本的政治性[J].书城,2005(10).

[4][日]子安宣邦. “近代的超克”论序章：昭和意识形态批判[J].董炳月译.文化研究（增刊）(6)，2008.

[5][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M].孙军悦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

[6][日]子安宣邦.近代日本对抗轴——亚细亚主义：日本近代史与战争的二重性[J].林键鳞译. 文化研究（增刊）(6)，2008.

[7]韩琛.近代的超克、漫长的20世纪与“竹内鲁迅”[J].

学术月刊,2016(6).

[8][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M].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9]鲁迅.小杂感[A].鲁迅全集(第三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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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Chris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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